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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9 01:37:48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之所以能有效遏制疫情与依法管控分不开。”复盘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江滨看到了依法管控重要的价值。但同时,她也看到目前的我国的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短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还存在一些衔接上的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她提出建议扩大《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宗旨,将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将副省级城市甚至地级市纳入传染病疫情发布主体。此外,她还建议赋予疾控部门向政府报告传染病疫情的权限。

                                                                  2003年,叶刘淑仪作为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曾推动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但最终失败。其后至今,“23条立法”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忆及当年,叶刘淑仪感慨,自己离开政府17年,特区政府都未能再推动“23条立法”,只能说是“决心的问题,因为很难说什么时机才是最好的”。她表示,在过去17年中,也曾有过经济复苏、局面良好,或土地短缺问题不太严重的时候,“但为什么没有把握机会,推动立法?”她直言中央是没有别的选择,才会直接出手。“(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可惜。”

                                                                  在当今人口大规模跨国境流动的背景下,新型传染病已经成为当今全人类大敌,并有可能长期伴随全人类,而绝非限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王江滨建议,《传染病防治法》应该扩大立法宗旨的内涵,要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目标,形成新的立法理念。

                                                                  为防止医疗机构在疫情中推诿病人,耽搁患者的生命。王江滨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增加“综合性医疗机构或普通医疗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疑似传染病以及尚未完成传染病筛查程序的病人,提供医疗救护,现场救援”等内容。

                                                                  多利亚宣布圣保罗州从6月1日开始逐步解封(路透社)

                                                                  叶刘淑仪称,自己当年处理的法律相对温和,也吸纳了很多市民、律师、外商团体的意见,当年法案的长处是已纳入颠覆分裂国家的罪行,但短板是还尚未考虑到如何对付本土的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的干预。她直言,即使当年成功对23条立法,今天也需再修改,但倘若香港已有“23条立法”,至少在过去一年中,那些推动“港独”、围攻立法会的人应会多一重忌惮,局面料不至坏到现在的程度。圣保罗市郊外的一处公共墓地(美联社)

                                                                  据路透社、《巴西日报》综合报道,巴西卫生部27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死亡病例1086例,连续五天单日新增超千例。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预测称,巴西将在6月份迎来疫情高峰,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将超过3000例,到8月份将有超22万人死亡。

                                                                  包括州府圣保罗市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被划为橙色地区,可以从6月1日起恢复商业活动。但圣保罗市市长科瓦斯表示,市政府将在和各部门协商之后再做出决定,暂不打算从6月1日起就开始解封。科瓦斯早前曾表示,圣保罗市的医疗系统已经接近崩溃,重症监护床位的占用率已经高达87%。

                                                                  疫情最严重的红色地区将允许工厂和建筑工地复工;橙色地区则允许商店和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也恢复营业;黄色地区允许酒吧、餐馆和理发店恢复营业;绿色地区允许健身房恢复营业;蓝色地区允许剧院、电影院、体育场和各种活动重新开放。

                                                                  “现在香港法官判案的尺度有不一致的情况,尤其较为初级的法庭存在较严重问题,高级法庭相对较好。但终审庭大法官在尊重‘基本法’、中国宪法和人大最终释法权三个最基本的原则上没有问题。”叶刘淑仪解释说,她认为法官的国籍还不是核心问题,因为“在香港有些中国籍法官比外国法官更偏颇”,最重要的是所有法官要做到政治中立,并严格依据法规裁决。